《叫魂》一书通过一个案件反应了清代中期社会的历史，叫魂一事从一个侧面将清代社会深刻剖析，既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愚昧与恐慌，也体现了广大百姓的封闭。对叫魂的夸大和扭曲在最短的时间内三人成虎，传播迅速，处于社会较底层的他们对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这也是他们把比自己社会地位更低的乞丐、游方僧当成叫魂犯打压的主要原因。当人们面临挫折或令人恼怒的情境，心理就会累积负面的情绪，为了摆脱该等情绪，当事人就必须把该等负面情绪通过攻击他人或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回复到平稳状态，同时，对于整个官吏体制来说，体制里过多的人治色彩，整个案件的处理里却少实质上的规章。官员的考核和计量体制决定了他们的不作为心态。此外，涉及到剪辫问题就触及到了清政府统治的根基。另外，统治者深怕此事演变成为政治阴谋，乾隆将剪人发辫解读成为一种谋叛的行为，即谋反者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抗。当“造桥”与“剪辫”引起的叫魂恐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无法追查到造谣者时，乾隆在下达的旨意中，反复强调其严重性，要求继续秘密追查。乾隆对统治合法性的担忧直接折射出对江南抱有既恐惧又不信任的心态。这片地域不仅是各种反清运动的频发地，亦是悖逆言辞生产的策源地。所以，他一方面承认其天下文宗的地位，却又需要时时防范和抑制自由言说的弥散。然而这一担忧与疑心，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一旦表现出来，就从侧面反映或承认了现行政权的合法性是被质疑的。乾隆的不安全感，使他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一旦江南出现大范围的谣言，他便将谣言解读为谋反者攻击大清皇权的工具。这种微妙的心理终于使叫魂术从个别的宗教行为被想象为一种反叛式的群体恐怖话语。
  由于民众和官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皇帝统治的合法性十分薄弱，因而，安全感与信任感，通常只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幻觉之中。当谣言产生时，不同的群体，都积极参与其中，不择手段地趋利避害，并不惜牺牲他人。民众在打击“敌人 ”的过程中，获得了片刻的满足，官员在刑讯逼供肇事者的过程中，获得了片刻的赞誉，统治者更容易将谣言视为政治阴谋进行清剿，从而获得片刻的安心。
当谣言出现时，我们总是倾向于询问是谁杜撰了谣言，其背后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对造谣者的追查成为重点，并认为一旦严惩了造谣者，那谣言便会不攻自破。到处去寻找谣言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将谣言这一现象简化为一个纯粹的个人行为、与群体无关而且是病态的问题《叫魂》向我们展示了谣言也许并不是那么地简单。民众内心的生存恐慌、对陌生人的敌视与攻击；官员对自身仕途甚至生命的担忧、对统治者深深的不信任；皇帝对官员的猜疑、对统治合法性的忧虑等种种情绪的推动，不仅迫使普通民众去指控他人，使官员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他人，更使皇帝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除妖运动。在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地下会党、异见都是存在的，且可能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而一味地堵截和清除，并不能使其消亡，只能使其隐于地下。这也是“叫魂”谣言案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此外，在治史方面，《叫魂》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与教科书所不同的方式，即通过描写一个事件，进而通过对这个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以及与事件有关内容的描述，来描写当时的社会情况，这样的描写一方面不枯燥、趣味性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注重对社会群体的研究，对平稳时期社会的研究，而不仅仅局限于大型的突变事件和对广大社会人民生活的研究，为我们今后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